博主自我介绍（一）
一、出生
父亲是福建安溪人，虽然是“铁观音”茶叶的故乡，但是改革开放前安溪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县，父亲是吃红薯长大的，由于家境不富裕，父亲一生非常简朴。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比有的侄儿都小。其中父亲的二嫂，即我的二伯母，很照顾我父亲，坚持让父亲读书，家务农活一般不让干，所以父亲一辈子都感激我的二伯母。
后来父亲参军，又被国家送去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7年，毕业于著名的苏联鲍曼大学。回国后一直在海军工作直到退休，高级工程师（相当副师级）；
母亲是福建福州人，城里人。姥爷“重男轻女”，全家紧着舅舅在旧社会就上了大学，姨妈没钱上大学；母亲非常聪明，小学、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因为家里无力承担母亲大学费用，本来母亲也不可能上大学了。
但是，赶上新中国诞生，才有机会靠国家的助学金上完大学，大学入党，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思想体系至今未变。母亲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在北京的401所（现原子能研究院）工作，1978年后调至高能物理研究所。
姥爷在五十年代末离开福建去了重庆随舅舅生活，1961年病重，母亲怀着身孕前往重庆看姥爷。
1961年6月29日，我出生在重庆。出生后两星期母亲因公回北京上班，我留在重庆三个月。当时国家是三年困难时期，姥爷病重，不久去世。我处境可以想象，自已的肚脐至今比正常人大，这就是国家面临困难时期且远离父母在我身体上永久的纪念。
我回京后，主要生活在北京401所（地处北京远郊的房山县）母亲身边，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环境之中，条件的相对大大改善，加之其中的一个山东籍的老奶奶作为保姆细心养护，使我身体逐步正常。
二、童年
从三岁起我在海军大院内第二幼儿园生活。
现在的幼儿园几乎全是“日托”，家长每天接送。而当时大部分是“全托”，家长每星期（六天）接一次孩子。
我当然很想家，日后成为公认的“老实人”，也就是从海军第二幼儿园起步的。
幼儿园中同班的一个小女孩，在星期天回家期间，海军大院内，被运煤卡车压死了，年仅5岁。我看到了尸体，至今难忘。
文革期间由于父亲临时去冶金部工作，母亲远在房山401所工作，我七岁上学及生活成了问题，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当时的环境下，有当时的办法。
父亲在北京交道口找到了当时名为“交东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比较特殊，不仅都是“全托”，而且孩子睡通铺。我还人生第一次在此吃过了高粱米。
最重要的特点是，幼儿园老师每天早饭后，领着孩子们走一站路去“府学二小”上学，下午放学后老师又接我们回幼儿园。
当时“交东幼儿园”只有二年级一个班了，所以我小学没上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尽管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是名列前茅。
星期六爸爸接我回海军大院，途经王府井转1路公共汽车前时常会给我买一根1角钱的奶油雪糕，父亲生活非常简朴，但从来不买3分或5分的冰棍，他认为当时1角钱的奶油雪糕相对最有营养。
一年后“交东幼儿园”中的上学班永久性停办了，对于双职工家庭，“交东幼儿园”中的上学班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现在家长天天去小学校接送孩子，简直是历史的倒退。
小学三、四年级我在母亲单位地处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学校继续上小学。家长们工作区（北区）与家属生活区（南区）较远，一般中午家长不回生活区。孩子大都脖子上挂着家钥匙，自己到食堂吃午饭，上学孩子们自己要走30分钟的路。现在的北京地区这样上学，难以想象，真不知道究竟是社会进步还是倒退。
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思想冲击较大。我有一个男同学，其父亲是留学苏联的研究人员，文革中被诬蔑为“苏修特务”。同学母亲病逝，父亲不堪忍受压力上吊自杀，自杀前将自己的儿女------我的同学和他的妹妹分别勒死和掐死。每当我想起这事，眼泪就在眼眶中转。
我在五、六年级时又转学到海军大院内七一小学。
自己在父亲身边时，吃饭基本上在军队食堂。父亲说：“战士的伙食标准0.47元/天；我给你0.55元/天。”。我觉得生活挺好的。
在学习上我遇上了小学最好的数学老师刘俊涛和最好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张怡。
在文革时期物质奖励是非常忌讳的，六年级时，刘俊涛老师力主下，举行了全年级数学竞赛，六名同学获得“优秀奖”，我是其中之一。奖品虽然只是价值6分钱的作业本，但是，精神鼓励巨大，至今难以忘怀。
来到七一小学前，因为没有上过一年级，我没学过汉语拼音。班主任张怡老师通过上课经常提问的方式加速鞭策我迅速的掌握了汉语拼音，使我终生享用，现在电脑输入汉字，我一直用各类拼音方法。她还表扬我作文和写字很有潜力，给我信心。
三、中学
我的中学在海淀区的北京189中学，自己上初一时恰好该校刚建好开学。新建学校的致命弱点就是师资力量薄弱，适逢文革后期，“学习无用”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崭新的教学楼临街的玻璃基本上没有完整的玻璃；老师讲课，学生聊天，学习环境较差。
学生大致分为海军子弟、空军子弟和地方子弟，其中一些同学相互间矛盾激化时就是打群架。我内向性格决定了自己只能属于边缘类的学生。
上学骑自行车路程约15分钟，走路约40分钟。父亲经常会给我1-2元零花钱，以备意外之需。我攒点钱就喜欢到地处公主坟的惠丰堂饭庄吃元宵，当时是8角一斤有30个，有时一次吃过一斤也不肚子疼。
我爱好打乒乓球，坚持至今；《水浒传》中学期间我看过不下十次；最大的兴趣是看《参考消息》，当年只有单位才有，爸爸经常回家看《参考消息》,我也借光看看。
有一次和同学去海军某办公楼打乒乓球，无意发现办公楼厕所的一个垃圾大竹筐内，装满了《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在当时只有13级以上的高干才有资格看，其每天2本，分上午版和下午版，《参考消息》仅仅是《参考资料》很少一部分摘录而已。我和同学如获至宝，每人各自装了满满一书包，满载而归，大大饱餐了几天的“精神食粮”。我一生都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起步于中学时代。
四、参军
初中即将毕业前，作为军人子弟有机会参军，我就当兵了。人生这一步究竟是对是错，直到今日仍然很难说清，只有辩证分析，才比较恰当。
按世俗观点，参军肯定是错误的，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如果上高中、上大学再正常不过了。我也曾经后悔过多次，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似乎参军的经历越来越重要。
新兵训练时，用冰水洗脸，队列时三九天不戴手套出操，手指肿得油光锃亮；
三伏天训练摸爬滚打，汗流浃背。我后来37分钟就能跑万米，部队时常搬运100多斤重物。
一次装卸火车上的物资，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工作中一摞铝锭从吊车坠落，就在我身边，如果砸着，必死无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装卸完成任务后，奖励就是允许白天睡了一天。
部队有农场，春秋组织战士支援农活。早春光着脚下到冰冷刺骨的插秧；秋后收割水稻，睡在到处有跳骚床上，我是A型血，跳骚特别喜欢叮咬，收完水稻，回到部队驻地，澡堂洗澡时，战友给我身上数了有300多个包，还没数完。……
部队靠纪律进行管理，生活很有规律，严格作息时间。重视体育锻炼，我的乒乓球、篮球水平均有提高。因为从小和战士伙食差不多，因此很适应部队生活，饭量增加，每星期吃一次包子，数量管够，有一次我吃了28个包子。身体比学生时代强壮多了。
作为战士，第一年津贴每月6元，第二年每月7元，第三年每月10元。1980年初复员时我只攒了90元，有一位干部去广州出差，买了个八位的卡西欧计算器，那个年代很新鲜，我花了90元他转卖给我。三年当兵唯一财产就是这个8位数字的计算器，除此身无分文。
以后人生再也没有部队的艰苦，物质上看似一无所有，而实际上部队磨练成为我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大专
部队满三年，尽管可以再干一年，经过思考，我自愿选择了复员。在工厂先后干过灯泡制造中的导线工、灯具冲压工。工资是二级工每月38.20元，非常知足，工作积极，比起部队简直是太轻松了。
周围的工人师傅很满意，不久厂书记组织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我认真写了建议，尽管领导未必采纳，但是书记很肯定我的`参与态度，碰巧劳资科缺人，我有幸补了缺位。之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业余时间上补习班，由于没上过高中，连续4年都没考上成人大专，但我坚持不懈，终于在第5年考上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夜大学，只比分数线高3分，擦杆而过。
经过三年在红庙的学习，获得大专毕业文凭，我终生感谢北京经济学院，我从初中未毕业，一跃达到大专毕业。北京经济学院后来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为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六、中级职称
大专毕业后不久，大约是1988年10月，一次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事，无意赶上人才招聘会，在“那贝斯克”饼干中外合资公司展台上看到招人事文员，条件是：大专、党员和男性。我就报名了，人事经理与我交谈后，当场就决定要我。
回到单位向领导提出调走，领导勃然大怒，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坚决不放。北京市人才中心还来过2次，那个年代，单位不给档案确实麻烦，我自己退缩了，未能调成。以后我始终从心底里感谢“那贝斯克”人事部门的那位吴经理，她给了我很强的自信心。
此事过了半个月，领导突然提我为劳资副科长，比较出乎预料。一年后，又调我去财务科任副科长。
在财务科开始的两年，我干过出纳、成本会计和总帐报表不同岗位工作，经常义务加班。这时赶上职称改革，自己当时只有在劳资时的助理统计师，最后一年评会计师我不够条件，当年北京市第一次同时可以考中级会计师。
按文件规定，因组织调动工作岗位一年以上，具有初级职称的，可以报考。我报了名后，每天下了班每天复习准备，昏天黑日，做了大量习题，听了30多盘自录选择问答、基本概念题。最后通过了全国首次中级会计师考试，当年北京市考取会计师通过率为3.3%，我之所以能够考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什么会计岗位都不惜力的干过，有实践经验。辛勤的工作，艰苦的复习，终于有了结果。考上会计师是我人生的自豪和转折之一。
七、考公务员
随着国家公务员任用的改革，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报考国家公务员。当时报的是审计署派驻邮电部一个职位，职位要求张榜公布的是：需要中共党员、大专、中级职称以及男同志。
第一阶段笔试，尽管复习时间仓促，但是我考试时的原则是：会的一定要保证全对，不会的不浪费时间，考卷不一定答完，但答了的必须答对。只要做到了上述原则，即便考不上也不后悔，因为能力就是如此。结果笔试顺利通过，自己很高兴。
轮到面试阶段，我开始担心单位又不放（考公务员又没跟单位说），因此没有太努力准备。面试当天，我只看到来了2个人（我和另外1个女同志），分别进去的，结果我没被录取。
面试时，招聘单位没有严格按招聘时公布的条件去做，招聘条件之一是要男同志，我才选了这个职务，面试确实女同志，有明显的“走后门”的嫌疑，有些出乎预料。
不过我并没有太失望，因为首先自己面试准备不足，甚至担心单位不放，这是主要原因；其次论“关系”也确实不行，笔试能通过也比较满意了。
八、财务科长
我们企业是一个国营灯具厂，天安门广场一些照明器材、长安街路灯等等均为我厂生产，曾为国家创造和上缴了巨大的利润。改革后，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形形色色的灯具厂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国营企业受到巨大冲击，靠贷款维持运营。
在这样企业担任财务科长，非常辛苦。主要精力放在上级主管财务部门、财政、税务和银行的不停且轮流协调关系上，债主上门催欠款，财务首先要扛住，每月发完企业工资后才考虑偿还部分欠款，债务累积越来越大，我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紧张的工作也锻炼了业务，加之我们的上级主管财务部门对我们的会计业务学习非常负责，我的会计实际专业水平迅速提高，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上级主管财务部门------北京市一轻总公司财务处。
九、调动
经亲戚介绍，绕了几道弯，间接通过时任北京出版社发行处长的关系，我调入了北京出版社。当时北京出版社发行处需要一个出纳，问我是否愿意降格调人，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北京出版社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直属的局级事业单位，基本上垄断了北京市中小学课本，比我原来的灯具企业经济实力要强得多。
北京出版社很难调入，一般情况下必须有处级以上领导推荐，局级社领导开会讨论通过才可能调入。当时出版社财务处长想调入自己的人，发行处长推荐我，协调的结果是财务处出题考试，结果是：10道题中我答对9道，另1题是财务出错了题，我发现并写在答案里。
开始原单位领导仍然不放，诚恳挽留。但这次我态度坚决，反复不懈各种努力，终于抓住了机会调动成功。
十、出差
1993年6月17日调入出版社后，在发行处结算科工作，前二年是出纳，第三年提为副科长，第五年升为科长。发行结算工作对于会计行业来讲，会计技术含量比较简单，但工作量大，重复劳动多。
为了更好的清欠，我们会计人员经常和发行业务人员一起出差催收书款，全国30个省，我去过25个省，见过形形色色的债务人。北京出版社商誉，加上我工作努力，待人真诚，会唱能喝。
自己的卡拉OK有一定水准，我经常点《选择》，和女债务人通过对唱，增进了理解，拉近交谈距离。
对于男债务人，我喝白酒经常半斤八两。从没醉倒过，谈笑风生，有时还把本社喝醉的业务员搀扶回宾馆。在外地，个别时候甚至和带有黑社会色彩的债务人一起面带微笑的面带微笑把酒喝。
外地出差时我经常穿牛仔服，身上有时带上防身的刀具，以备万一，但从未用过。出差时完全不像坐在办公室里的会计。
我们结算科，回款成绩突出，我领导的结算科会计人员的年终奖，和发行业务人员一样多。
出差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增长了见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之一。北京以外的穷乡僻壤，极少数富人与广大的穷人形成巨大的反差，山高皇帝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在中国那都不如首都北京好。
十一、分房
新进北京出版社人员一般必须先签“五年内不向出版社提出分房要求”的保证书。我到出版社后，自然也签了保证书。
不到半年，出版社又开始盖宿舍楼，我心情自然希望新宿舍慢慢的盖，如果五年才盖好，我就有资格分了。事与愿违，2年就盖好了。
社领导宣布不许任何人到办公室找社领导要房子，违者严肃处理。另外，来社不满五年没有资格分房。
第一批分到房子的职工，高高兴兴拿到钥匙。我太羡慕了，自己和所有的北京人甚至全国人民一样多么想要一套房子啊。后来又陆续有职工分到房子，甚至有合住一个单元的。
机会越来越少了，我经过几天几夜苦思冥想，横下一条心，厚着脸皮，给时任北京出版社朱社长写了一封信，信封是匿名，信的内容署名，信的大意是我家非常迫切需要房子，自己确实没资格要，但来出版社后努力工作，收回了很多书款，如果社长能破例给个合住的单元，将不胜感激。
三天后，发行处长把叫到办公室，狠狠的批评了一番，谁让你给社长写信了，写了保证书就不该要房子，规定不许找社长，个人取得一点成绩离不开北京出版社的单位影响，怎能过分归功于个人，必须写出深刻检查。
我当时并不太服气，但是发行处长是我入社的介绍人，我已经给他添了麻烦，必须尽量挽回，所以完全按批评内容写了检查。以后我不再想分房之事了，自己努力了，虽然没有成功也不后悔，要房之心，人皆有之。
大约2个月，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发行副处长找我说，你的房子问题解决了，我一愣心想没听错吧？我马上问“和谁合住一个单元？”，副处长说：“合什么住？自己一个单元”。我又问：“独立一居？”，副处长又说：“一步到位，给你两居”（我当时已经是副科长）。我赶紧把喜讯告诉我妻子及家人，全家人非常喜悦。
后来听说是发行处领导努力争取，朱社长等社领导拍板决定破例分我房子。入社仅三年就幸运分到房子，在出版社都是极少特例，我终生感谢朱社长。
十二、高级会计师
1993年调入北京出版社，在发行处结算科工作6年，经历出纳、会计、副科长到科长，也分到福利房，出差走到了25个省份。经历还是相当丰富，但是会计本身工作简单，重复繁琐量大，会计专业水平明显下降。
站在会计角度，我当上副科长之后，严控应收账款，与发行业务领导矛盾逐步加深。会计人员往往不如发行或销售人员会搞关系，一般来说会计人员最终总要败下阵来，我当然不例外，在发行干了6年后被调至北京出版社财务处。
到财务处后名义上是财务科长，实际没有实权。我主要精力放在电算化上，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期内实现了帐务系统脱离手工记账，直到现在北京出版社财务帐务系统仍由我主控。我的会计专业水平迅速恢复并继续提高。
我仅有大专文凭，按照评聘职称规定，基本上不太可能评上高级职称，幸运的话最多退休前被照顾上，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考上中级职称就到头了。
2001年北京有职称改革了，会计专业高级职称改为考试和评审结合，先通过高级会计师资格水平考试、计算机职称考试和外语考试后，才有资格评审。
高级职称考试只有大纲，没有任何配套教材，我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大佛寺财经书店买了许多类似书籍，按大纲整理分类，做了大量习题、背了无数概念，结果一次通过北京市首批高级会计师职称考试。
因为以前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取得高级职称，从来没考过计算机和外语，所以2001年没法评，只能在2002年考完计算机和外语后，才有资格评。
计算机考试当时是6个模块，我轻松一次通过。外语我非常发愁，确实水平不行，经人介绍我参加了新东方职称外语培训，新东方教的确实好，专门教考试技巧，非常适合我，最后我仅高出职称外语考试及格线2分，悬擦而过。
拿到了三个考试证书后，还要准备2篇论文，我非常认真写了论文，完全是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的综合论述。2003年在北京市财政局报名评审，在西直门的会计学校答辩。全票通过答辩后终于成为“高级会计师”，这批高级会计师中，我是唯一出版社的会计。如果我还在发行处，我肯定考不上，人生祸福，命运辩证。
十三、换房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初从北京出版社分到房子时，我们夫妻高兴的一夜都睡不着，房子2居室，塔楼1层西北角，60平方米。装修入住后非常满足，觉得一辈子就住在这里也值了。
七、八年过去了，自己开始觉得房间小了，一西一北，缺乏阳光。
塔楼（17层）旁边的小会议楼，单位出租给一个烤鸭店，生意兴隆。
而我们住宅塔楼一层开始出现老鼠，老鼠咬坏卫生间坐盆的下水胶皮管，换上一根新的很快又会被老鼠咬坏，老鼠药、84消毒液均无任何作用。
老鼠非常聪明、机敏，我始终无法消灭，最后，我用鼠胶包在下水胶皮管上，外面加包铁皮，人鼠大战总算告一段落。老鼠促成我要换房的决心。
房子虽然是一层西北角，但房管科一位老同志，惦记我的房子五、六年了，经常问我卖不卖？我说“卖了没地方住，除非是本楼最好的西南或东南那两套户型有人愿意卖给我。”实际我也就随便说说，不报任何希望。
2005年1月中旬，一天上午，那位老同志给我，说有一个离休同志，要卖房子，正好符合你的要求，虽然是一个单位，离休同志80多岁了，退的早，我们并不相识，她常年住在福建，前几年曾想买过，当时市价也就30多万，子女曾提出过要卖60万元，一直无人买。
离休同志的丈夫也是离休干部，也80多岁了
，回京处理卖房事宜。我按房管科提供的电话，中午给还在福建房主打了一个询问电话，对方说，还没决定卖。我回复房管科告知情况，就当此事未发生。
下午，15：30分我正在忙于工作，接到房管科同志电话，让到房管谈买卖房屋之事，我说不是不卖吗？，他们说人在人家就在房管科，我心想坐飞机也来不及呀？我一到房管科原来是房主的爱人，情况一说，卖房的全权代表。
我之前仓促与爱人通电话，商量过价格，（81平米，老式房子，10层，2南1西，本楼最好户型，房主为离休局级干部，其子女前2年曾经要卖60万元。）。初步决定出价底线55万元，开价50万元。
双方寒暄一番后，我说：“工作挺忙，没有时间讨价还价，也不会做生意，我最多出50万元。”，老人眼睛一亮，同意将我列为考虑人选，另外要求，先交全款，我说：可以先交35万元，以后办完手续再交余款。老人要求再提高一下，我让到先交40万元。双方决定可以进一步商谈。当时约定是等待房主通知，再看房。
后来，房管科同志们告诉我，你没进来之前，大家还在45、6万元之间谈价格，你上来就开口50万元，把全楼的房价抬高了。我说，我那里知道你们议论的价格水平，就这样吧。当时约定是等待房主通知，再看
下班后，我爱人迫不及待想看房子，结果试着，敲开房主家，老人不太高兴，说没约好，让我们等通知。当时，老人正和另一对夫妻谈事，看样子也是要购房者。我们的心又凉了一点，觉得如果别人出的条件比我们强，机会就错过了。
第二天，老人家就通知，可以看房，看房时，又提出：一次交齐50万元，我说不是不给，实在是象征性的，办完手续再付尾款，我同意将首付款再提高5万元，即先交45万元；房主爱人又提出，屋内电器折价3000元，我们也同意了，最后，我又主动提出，此次交易完全按实际交易金额签订协议、报税，所有涉及税金，一律由我们承担。
我提出：房产证暂由我保管，直到过户。老人提出：一旦房产证，发生意外事宜，我负完全法律责任。我们同意写进协议之中。口头谈妥条件后，我马上电脑写好协议，不到2小时双方签字。
财务科一些同志，听说后想买我的房子，出价比房管科那位同志高，我想了一晚上，还是决定，遵守原来口头承诺，人家提了4、5年购房愿望，也提供了信息。我应该守信用。尽管财务同事间关系，为此受了影响，我想这也是购房的代价，应该承受。信用对于中国人尤为珍贵。
我又起草了卖房协议，我的房子买了32万元，让买主首付25万元，我搬完家后交房钥匙。双方签字后，拿到下家25万元现金，另外，自己取了20万元现金，一共45万元，存在一个工商银行活期存折上。老人已经回福建了，委托其子收款，我和房主儿子并不认识，电话联系后，商定一手交款，一手交未过户的房产证。交款在银行储蓄所进行，双方活期存折柜台划转，划转后，卖方签收条，交未过户的房产证。一切顺利。
大约2个月后，房主终于回来了，双方夫妻4人到西城房管交易大厅，办理了手续，我按照协议交了税费合计不到2万元，尽管房产证要20天以后拿到，但是手续实际上不可变更了，所以，当天我就又付给房主5万元现金。至此，该付的款我全付了，就等搬家了。
老人都80多岁了，搬家不容易，我们联系了门口收废品的，帮助打包。大约2星期后，老人又提出，家电折款少了，我为了尽快促成搬家，同意再加2000元，并马上给了现金。我们帮着联系了搬家公司。最后终于拿到了钥匙，
经过1个月装修，五一节前，终于搬进了新居。我实际花了20万元，装修8万元，合计28万元，换了一套非常可心的房子。“二南一西，81.5平方米”，该塔楼最好户型。
后来，我在过户下家手续时，发现北京市“买一套卖一套”可以退部分税金，我马上通知了原房主老人，使其也得到国家退了7000多元的税款，这项政策大多数人原来不知道。老人表示感谢。
购房半年后，北京市房价快速攀升。2009年6月，我们楼和我目前同一户型的人家，81平方米，位置安华桥附近，2南1西三居室，已经卖了，成交价140万元。
2010年我这套房价保守估计，至少在200万元以上。所有邻居见面均说，你这房子买值了。这是我人生最划算的一笔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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